時代背景：
兩篇作品雖皆發表於三○年代，但三○年代的台灣與中國大陸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台灣雖是日本殖民地，但也因此引進了現代化的設備與產業，島內當時也已無抗日起義的行動，經濟發展與大陸相較是相對穩定；而大陸卻正經歷著日本侵略及國共內戰引起的一連串戰爭，內外交迫之下，經濟可說是呈現一片蕭條的景象。
是壞人？是階級族群？還是更大的社會性力量？
＜牛車＞忠實地描繪殖民地無產階級的窮苦生活情形，作者應想要細細描繪底層人民的生活，讓社會開始反思階級與貧窮之問題，以及想要批判日本所帶來的現代化之害。
在日治時期的文學中，底層民眾的苦難通常源於一個反派角色，我們姑且稱之為「壞人」。這個壞人可能是心懷不軌的警察大人，意圖強佔他人財產，或染指良家婦女，也可能是跟官府勾結誣陷無辜百姓的保正伯。在另一些作品中，剝削農工的日籍資本家成為反派角色，他們為了圖利不顧一切。
楊添丁確實「一天一天被推下了貧窮地坑裡」，然而是誰造成他的苦難？乍看之下警察大人像個壓迫者，但他充其量只是在楊添丁窮途末路時補上一腳。而且在本篇中，警察並未違法越權，他開罰單給楊添丁是為了執法，而不是為了找碴。楊添丁認為自己受到壓迫，也大半源於對新法令的不適應。保正伯當然更不可能是造成楊添丁苦難的元兇，他代表的是面對底層人民時，現實冷漠的中產階級。日籍資本家在本篇中並不存在，更遑論對楊添丁造成任何直接的壓迫了。
因此我們可以歸結出本篇中竟然沒有任何「壞人」！除此之外，我們也看不到中產階級或日本政府對於底層人民的壓迫。而使楊添丁日漸貧窮，是因為牛車漸漸被公車、貨車取代：這是一種不可逆的產業結構變遷，與壞人或階級族群壓迫無涉。以巨獸形容產業結構變遷並不精準，因為它更近於一種冰冷的，非生物性的巨型機械，有人能從中得利，但另一批從事「夕陽產業」的民眾則被這部機械緩步吞噬。冰冷的是，當我們發現這台機器所造成的苦難時，我們竟找不到任何人事物可以歸咎，以及任何有效的方法來停止它繼續執行吞噬。相反地只能望著那些下半身已被捲入機器中的受難者死命揮舞著手且面目猙獰地吶喊。我們只能喟嘆，祈求奇蹟出現，並且慶幸自己不屬於那一群。
而＜春蠶＞中，除了因為不可逆的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外，又遇到了戰爭所造成的高度破壞的不穩定性。＜春蠶＞抓住了當時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在藝術上作了出色的表現。當城市、鄉鎮許多大小企業紛紛因為戰爭而停業倒閉，百業一片蕭條，「穀賤傷農、豐收成災」 這種畸形的卻又是普遍發生的事實，使位居底層的農民在難得的歡樂中一下子墮入絕望的境地，就在這樣一個經濟崩潰席捲整個中國、人心惶恐不安的嚴重時刻，這篇作品及時地將人們關心的生活現象和其中的矛盾鬥爭加以藝術的概括，揭露產生這一切的社會要源，確實起到了使中國大陸的人們驚醒、感奮的戰鬥作用，在文藝界和社會上激起廣泛的反響。
冷凝的目光
這也是作者對於楊添丁採取的態度。有人曾說呂赫若的文字相當地冷凝，意即作者未曾嘗試給主角一點同情或一條出路。從上述的理路看來，冷凝其來有自，因為作者察覺到了產業變遷這部巨械，卻想不出一個合理的出口幫助楊添丁。於是他能做的只有執行冷酷而精準的描寫，而冷酷的背後便是無盡的嘆息與同情。而這也和＜春蠶＞中老通寶的角色安排類似，茅盾雖未替老通寶一家規畫出一條生路，可是看似冷酷的背後卻是無盡的嘆息與同情。
我認為＜牛車＞採用了開放性結局，正可以展現痛苦不斷延續下去，無止無盡：產業變遷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也是必要之惡。這部巨械將無止盡的持續運轉下去，時時皆有被吞噬之人，而被緩步吞噬的人的痛苦將至死方休。
＜春蠶＞雖也是開放式的結局，但它卻又隱含了在戰爭之中，底層勞動人民的無奈與悲哀，此與＜牛車＞是完全不同之處。
左翼文學的解構或進化
也因此，嚴格地說，＜牛車＞不能被歸類到左派文學中。而這也是它與＜春蠶＞另一個不同之處。
因為它描述的是一個無產階級在產業結構變遷中如何逐步被淘汰，而產業變遷是一個相當中性不涉政治的社會現象，更遑論與階級鬥爭等左派思想連結了。
或許作者在此已突破了左派文學的框架，點出了一種比階級更冷靜冷酷，卻又無人可歸咎的壓迫力量──產業變遷。左翼的革命熱情遇到它則如嘶吼遇見真空般竟無施力之處！這或許能夠視為左翼文學的解構或進化，因為它批判的是整個宇宙遵行已久的一套原則：不適者淘汰的生存競爭。它非人造，更無情，也更殘酷。
預視的眼光
事實上，＜牛車＞刊載在＜文學評論＞的1935年，牛車仍在台灣鄉村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呂赫若等於是預見了這個問題的發生。
＜春蠶＞中看似直接點出底層勞動人民因戰爭影響，即便蠶花豐收卻負債更多的問題，實際上卻是以蠶農所遭遇問題，來引出資本主義者對於所有底層的勞動人民的剝削，而這些勞動者卻只能被宰制的現象。
殖民者/領導者
＜牛車＞中，正當我們細細檢視產業變遷巨械的冷酷而悲不自抑時，但細想：難道殖民者毫無責任嗎？即使＜牛車＞處理的議題看似超乎人性而無人可歸咎，但難道殖民政府竟無一點責任？
現代國家面對產業變遷，絕不會坐以待斃，通常會輔導夕陽產業轉型。當然，要求殖民者做出社會福利措施未免太異想天開，但這不代表殖民者沒有責任。相反地，殖民者打從一開始就忽視被殖民者的生存權利，無法體察被殖民者的苦痛，正是這部巨械得以橫行的主因。
＜春蠶＞中的背景雖無被殖民的問題，但卻因處在內外交迫的戰爭之下，敵我雙方的主事者正為了維護自我的利益而戰，身處底層的人民就是被忽略甚至是被犧牲的一群，只能任憑資本主義者剝削。我想這也正是伸為知識份子的茅盾想要替他們發聲的原因。
結語：
過去我們常陷入某種迷思，總覺得普羅小說具有傳播某種反抗思想而具有藝術性不足的問題。經過前面的分析與討論，也讓大家看到了普羅小說的另一個面向──呂赫若。他不僅在宣揚左翼思考之餘，還能兼具藝術品質的控管，這讓我們足以相信普羅小說在臺灣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與成就，也讓我們明白它的流傳價值並不只於呈現某種社會現實而已。換句話說，普羅小說的成就不會僅僅呈現在歷史意義之上，更重要的是文學技巧與文學價值上的討論。
呂赫若，被稱為台灣第一才子，其著作＜牛車＞被選入日本的《文學評論》雜誌，與楊逵的＜送報伕＞，楊華的＜薄命＞等是台灣文學曾經在日本文學雜誌出現的三篇。這三篇也被胡風（魯迅之門生）譯成中文，在中國文學界流傳，故大陸學者撰寫的台灣文學史必選錄此篇，因為本篇中對日抗暴的概念相當便於政治使用。
我們在＜牛車＞中辨明了造成苦難的因素──非人能控制的產業結構。驀然回首卻發現原本我們想要批判的殖民政府，終究逃脫不了責任。畢竟不把人的生存當一回事，正是巨大的罪惡！其實相較於同時期的日本文學，本篇＜牛車＞手法仍嫌粗糙。但由於「文學雜誌」為日本軍國主義盛行下碩果僅存的左翼刊物，關懷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議題，所以與日本作品相較之下，呂赫若的＜牛車＞不論在作者的身份背景或作品的題材，都容易受到該雜誌的青睞。
茅盾，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是＜林家舖子＞和＜春蠶＞，它們描寫的都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爭前後的動亂生活。「一二八」後，茅盾曾經回到故鄉小住。在那裡，他親眼看到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魔爪，已經將農村經濟推入破產的境地，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炮火更加速了它的崩潰。原先曾經是相當富庶的江南農村及小市鎮，呈現出一片蕭條的淒慘景象。這些都給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由此孕育了＜林家舖子＞和＜春蠶＞等作品的藝術構思。
＜春蠶＞一文著重於現實生活的描寫，而且把筆端伸展到舊中國破產的農村和小市鎮，把人物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上和複雜的社會鬥爭裡加以刻劃。通過人物自身在生活激流裡的掙扎和行動來突出他們的性格、心理，並表現作品的主題思想。茅盾曾經說過：「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繼續地探求著更合於時代節奏的新的表現方法。」充分說明了茅盾努力不斷提高作品思想性的同時，在不斷探求新的表現方法方面也付出了辛勤勞動並取得了顯著成績。
＜春蠶＞真實地反映了廣大農民的深重苦難和他們從守舊、迷惘中覺醒，終於起來抗爭的歷史動向。整個作品就像是一篇交織著農民的希望、憂慮、歡樂和失望的樂章，使讀者的心情緊緊地跟隨人物命運的發展而起伏變化。茅盾在文學上的成就，一方面固然由於他比較熟悉故鄉江南一帶農村和小市鎮的生活，「一二八」後的回鄉之行又提供了若干新的創作素材。另一方面也是和他具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科學的理論修養是分不開的。
不論是呂赫若或是茅盾，他們都能敏銳地發現和分析重大社會現象，掌握事物的本質，領會其中的意義，清楚事態發展的來龍和去脈。這也正是他們的作品能夠深廣地反映社會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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